作者是传主的女儿，是传主后半生生活的见证人。这一独特的身份，为该书的写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角度：这就是她在“自序”中所说的“我愿意叙述最原始的材料，写出我所亲历的场景”。在这种自觉意识的作用下，作者在书中大量再现了鲜为人知的有关传主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很好地展示并丰富了传主的性格；同时，也使之比已出版的同类研究书籍更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场感。如书中写到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遇害后，李广田天黑才回家，悲恸难已：“母亲看他一天没吃饭，递过一碗饭去，我看见父亲的两颗泪珠掉在饭碗里，而饭却一口也咽不下。”当然，书中最充满挚情的还是对父女天伦的描写。40年代后期作者参加清华的剧社演出，“父亲怕我出事，每有演出便去接我回家”。多少年后，李广田被迫害致死。作者从火葬场取出传主骨灰，“这一天正是旧历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我竟这样把父亲接回了家”。每当叙述到这些鲜为人知的材料、还原这样的历史场景时，作者总是以真实的细节、冲淡的文字出之，而在字里行间却又满注了一腔深情。
作者既是传主的女儿，更是一个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学者，这一“学者”视角，作为对“女儿”视角的补充和延伸，大大增强了本书的理性色彩，该书的学术水准和学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文本的对照式、印证式的解读。李广田在《创作论》中曾指出：“文学创作正如蜜蜂酿蜜”，它“所采的是花的甜汁”，但造蜜时还要注入自己的蚁酸。因此，要真正把握李广田创作的精髓，就必须既了解其中所蕴涵的生活本身“甜汁”，还要考察主体所注入的“蚁酸”。作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说出了“我所知道而别的作者不知道”的话。如果说
第一章的前两节通过对故乡文化环境的描述，巧妙地交代了《画廊集》和《银狐集》中许多著名的乡土散文所蕴涵的生活“甜汁”的话，那么，在第七章中则更多地考察了传主在作品中所注入的“蚁酸”。这种对照式、印证式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解开了传主文本的生成之谜。
二是在中外文学发展的宏阔视野中对传主文学创作特色和成就的厘定。本书作者在许多论述中显示出了相当开阔的理论视野。如第四章第四节考察李广田30年代乡土散文所接受的外来影响。它以英人怀特的著作《塞耳彭自然史》为结点，经过精心梳理，从怀特起中经英人戈斯、何德森等，再到周作人、李广田、刘西渭，在宏阔的中西文化背景下接成了“一个文学生态链”。在分析传主散文《少年果戈理》的坎坷遭遇时，则将它放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后的大的文化环境中，显示出了在左倾思潮不断膨胀的背景下这一悲剧的必然。
从1940年10月“母亲”怀抱两岁的作者关山万里追随父亲，于今已60余载。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书中随处都弥散着这种岁月沧桑、物是人非之感。该书开篇就写了自己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一次寻根之旅，面对着父亲作品中多次描写过的古老黄河，沧桑之感油然而生：“弹指间五十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父亲去世也已二十年了”。著中不仅有对父女情深的描写，也蕴蓄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感悟。在漫长的人生路途中，作者与同代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也历经了人生的许多大喜大悲、许多坎坷曲折，这不能不使作者在叙说父亲悲剧命运的同时，也从无情的流水年华中去思考人的命运——尤其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作者在“自序”里说，这是“一本有关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和命运的真实记录”，“希望通过它能引起人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