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馍有关的散文

　　大馍之大，当然不仅指体量而言，其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大馍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寄托着一个时代人们对于天地的敬畏，对于祖先和长辈的尊敬。作为农耕时代的一个文化符号，大馍和窗花、压岁钱等文化元素一起，构成了特定时代人们对于过年的期望和欢娱。

　　农耕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习俗和传统，过年即为其一。

　　有谁还记得《祝福》里面的祥林嫂呢？在鲁镇那个特定的文化地域里，以秀才自居的乡绅鲁四老爷家里，寡妇兼“下人”的祥林嫂是不能参与为四老爷家准备祭祀所用的食物的，因为四老爷说她晦气。假若四老爷生活在北方，那么祥林嫂是不可能参与大馍的制作过程的。在吾乡旷朗的黄土塬上，也有着和鲁镇同样的规矩。

　　每年末岁尾，家家户户忙着蒸大馍的时候，也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每年母亲都会在这最冷的几天里，被人请去做面花，蒸大馍。为什么偏偏要请母亲呢？少年时代，我们也常常为这个问题犯愁。母亲走了，我们就没有热饭吃了，所以我们宁愿母亲不被请走。可是母亲总说，乡里乡亲的，谁家没个大事小情呢？长大一些后我们明白，被人请去蒸大馍也许是母亲的一项荣誉。倘若不是儿女双全，心灵手巧，婚姻美满，品行贞洁，母亲是不会被请去帮助人家蒸大馍的！

　　大馍在黄土塬上还有一个本土化的名字，叫糕或者年糕。以长江为界，农耕中国的南方以食米为主，所以年糕自然是米制品。而高寒的北方高原以面食为主，年糕自然就以面为主。因为这体型硕大的馍馍有花有枣，杂以鸡蛋和花边，还有洋桃红点染，所以就享有了一个专有的名词：年糕。然而我一直迟疑这种面食究竟是写作“年糕”还是“年高”？由于大馍主要是拜年时送给年高的老人和长辈，做贺年的礼品，或者作为祭祀祖先敬献天地神灵的祭品，所以写作“年高”也不无道理。少年时代我亲见礼薄上就有关于“年高”或者“麻食”的字样。

　　和窗花一样，被叫做年糕的大馍在商品时代已然成为非文化遗产家族中的一员。在我的家乡，剪窗花、蒸年糕的巧手媳妇，和修造地坑院儿的泥匠，已然成为非文化遗产的传承者。他们今天的劳动作为一种表演和传承，已经失去了劳动本身的意义，而成为一种文化表情。与这种表情相对应，大馍如一位洗尽铅华的贵妇，穿越时光漫长的隧道，卸掉农耕文化的所有内涵，而仅仅成为商业时代的一道旅游风景。它不再高贵，不再神秘，不再承载丰厚的文化意蕴。它仅仅是一道风景，一个元素，一种赚钱的手段而已。

　　1991年春节过后，当我从高原老家回到江城武汉，把一个姐姐制作的、被我们叫做年糕的大馍，亲手捧给武汉大学一位著名的教授时，这位年过花甲的老者竟然失声欢呼起来！老教授也来自黄土高原，几十年的南方生活让他几乎忘记了高原故乡。而当一个生动的大馍突然呈现在眼前时，他的童年似乎在刹那间复活，他欢呼、摩挲、惊叹，问长问短。此刻，大馍上每一个文化符号，云纹花边，红枣成圈，鸡蛋天心，洋桃红点染，都是那样地生动活泼，勾勒出农耕文化背景下“年”的喜庆，烘托出一段难忘的人生记忆。

　　年关临近，又到了大馍面世的时候了，早已开发为世界地坑院窑洞文化旅游风景区的村庄里，如今还有谁会为大馍而激动呢？日复一日，人们司空见惯了现代机器成批量制作的大馍，见惯了外地游客的惊叫，还有谁，会为一个馍馍浪费表情呢？又有多少人知道，大馍曾经有一个很雅的名字叫“年高”，它承载着一个漫长的农耕时代的文化记忆呢？

　　聊起这些的时候，北京的一个编辑朋友说，希望能看到吾乡的大馍。我给老家的姐姐打电话，表达了这个意思。电话那头，姐姐高兴地笑了——几十年来，每次离家从来都讨厌带东西的弟弟，破天荒地主动跟她要一个大馍，她能不高兴得开怀大笑吗？

　　但愿姐姐制作的大馍能恢复它高贵的身份：年糕或者年高。但愿它能承载一点点文化意蕴，让我们藉此回想起不太遥远的农耕时代。如果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一个大馍而回想起人生的一段经历，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一种文化，一个节日……我们将会为此而倍感欣慰。

　　穿越稻粱气象，大馍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像一座至高无上的山峰，矗立在历史的天空中，神情落寞，睥睨既往。它孤傲的身姿，一如埋葬了秦皇的骊山帝陵，承载着无数的未知和无限的想象。又如一个夸张的句号，结束了一个时代的梦想，包含着农耕文明浑圆丰满的内涵。

　　圆圆的坟墓圆圆的句号，圆圆的句号圆圆的大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