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老人家的这句话,在那个年月使用频率是很高的。然而,朋友的胸脯上没有挂牌,敌人的脸上也没有刻字,知青们初到一个乡村,面对的几乎都是勤劳朴实、憨厚热情的面孔,又怎么能一下子将“革命的首要问题”解决好呢?
我初到队上,对年龄大的人,都是以叔婶称呼的。排长告诉我,队上有一个富农分子,叫有财住在北头。别看他啥活都会干。人怪能的,但可是个敌人,阶级敌人。
从此,我对那个叫有财的“阶级敌人”有了注意。有财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岁的样子,眼睛大大的。头发稀稀的,干活利洒得当,给人一种美感,是那种庄稼行里的“把式”了。对人也谦和有礼,笑眯眯的。一次做饭时,知青点的风箱突然拉不动了,我们几个人束手无策。这时候正好有财从门口过,见状就走进来,说“这好弄这好弄”,就帮忙拆了风箱,三下两下地修好了。这样的事情,要是连一句感谢的话不说,就不尽人情了,尽管我当时巳知道了他的身份。
不久,工作组进驻大队。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批斗大会是首先要开的,对象是全大队的“四类分子”,有财是重点。事前工作组安排我发言,我一个知青,来了没几天,和人家前生无仇,后世无怨,怎么批,批个什么?当时流行的那些话我是会说的,文字也能组织得通畅流利,但你总得有点事实,不能全抡大帽子呀。想来想去,想到了修风箱这件事。于是就说这是阶级敌人居心不良,用小恩小惠毒害知识青年,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等等。这件事,不说我后来反思时,将它归入了平生有违自己良知的需要忏悔的作为,即就在当时,也觉得勉强,心里欠欠的。不知有财当时对我的表现能否理解,他可能感到有点儿苦涩,好人做不得的苦涩;也可能认为这个知青娃是不得已;更可能是顾不得,因为更厉害的伤害在后面,有一个发言者,说着说着,就冲下讲台,当着全大队上千人的面,左右开弓地掴有财的耳光。
多年后,经历了几多风雨,我当然理解了人类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恨,我为自己当初那种恩将仇报式做法感到深深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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